我国居民存款的“高增长”与“高储蓄”因素分析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高增长”与“高储蓄”的因素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储蓄存款的“高增长”是正常的、合理的；我国储蓄存款余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对储蓄的分流还存在一些困难。

关键词：居民存款；高增长；高储蓄；储蓄分流
 
据中央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折合人民币为14.71万亿元，其中，居民本币储蓄存款为14.11万亿元，约占96%；而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仅为743.8亿美元，约占4%。
表1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基本概况

注：表中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及相关官方网站。
 
根据表中数据计算，2005年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5年前2.28倍，是10年前的将近5倍，更是20年前的90倍之多。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5.81％迅猛地提高到2005年的77.36％。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所呈现的这种“高增长”与“高储蓄”态势，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并怎样正确看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储蓄本质上是收入的增函数
　　在储蓄决定问题上，西方理论界虽然承认利率是影响储蓄不可忽视的因素，并认为利率越高对储蓄的诱惑力越大，但是，人们普遍公认，决定储蓄的最重要因素是收入，而非利率。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决定储蓄的是人们的即期收入。当即期收入增加时，虽然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必然小于收入的增加，从而形成“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边际储蓄倾向递增”的规律。供给学派则认为，储蓄并非取决于名义收入，而是取决于实际可支配收入，即从即期收入中减去纳税和通货膨胀损失以后的收入。由此可见，无论储蓄的决定因素是人们的即期名义收入，抑或是实际可支配收入，归根结底，储蓄本质上总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相应地，作为居民储蓄最主要形式的储蓄存款，它当然也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国民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潜能得到了极大的释放。2005年，我国名义GDP较1978年增长了近50倍，年均名义递增率为15.62％。显然，这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最直接体现。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大幅增长，这无疑会大大促动人们终生收入预期水平的提高，从而刺激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和居民储蓄存款率的上升。改革开放的27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长了近700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44%，差不多是GDP年均增长速度的2倍。改革开放前，由于严重短缺的计划经济强制压抑，中国人均零储蓄的状况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后，居民储蓄的“热情”或“激情”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了“饥不择食”的、强烈“报复性”的储蓄补涨。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数据中可以发现。

表2 我国GDP及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

注：表中资料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数据计算。

 

二、名义利率的政策效应
改革伊始，我国一改过去利率水平低、档次少和利率长期固定不动的局面，连年多次调高利率水平，并增设了各种新的利率档次。从1978年到1995年间，我国总计调高利率水平10多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调动了居民的储蓄存款热情，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持续增长。
应该说，在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下，名义利率调高具有明显的政策效应。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两段不同时期的利率调整与储蓄存款的互动关系来加以佐证。
1993年5月至7月的两个月内，我国利率水平连续两次调高，储蓄存款一年期名义利率从7.56%调高至10.98%，这一高利率水平一直维持到1996年4月底。结果，1993——1995年间居民储蓄存款分别比上年大增了29.29%、41.54%和37.84%。事实上，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当时的实际利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不仅没有出现下滑的趋势，却反而以较高的速度猛增。这正是名义利率调高的政策效应发挥作用的结果。
另一种不同的情形则是：1996——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虽经8次连续大幅下调，而且还开征了利息所得税，但在1996——2002年的6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4.52 %，并未出现人们所想象的名义利率调低的政策效果。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利率水平的不断调低是在物价涨幅不断趋跌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实际利率并不低于高名义利率时期；另一方面，内需不足、社会平均利润率及人们收入预期大大下降，是居民储蓄存款不减反增的超前反应。由此可见，名义利率调低对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的政策效应远不及利率调高时的明显。
事实上，居民存款中有相当部分，如养子储蓄、嫁娶储蓄、养老储蓄等在预期消费目标确定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正因如此，当名义利率不断调低时，为了在预期收益率降低的情况下使未来的本利和能保证达到一个既定的消费目标值，人们反而会增大储蓄存款比例，从而出现了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利率调低政策效应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说明了利率并非储蓄存款变动的决定因素。
 
    　三、社会保障的替代效应
　　实践证明：在产生流动性偏好的谨慎动机作用下，存款储蓄与社会保障之间是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的。当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程度较低时，人们出于“生老病死”等谨慎需要，不得不将大量货币收入转化为储蓄存款形式，或直接作为“自我保障基金”，或间接作为“养子防老”的成本，以替代社会保障的不足，从而提高“自我保障”的安全感。相反，在“从摇篮到坟墓”已实现全程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其居民通过储蓄存款的“防病养老”的动机就很淡漠。
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居民个人收支是以“高进高出”的形式来进行的。一方面，由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个人向国家缴纳税金的份额也较大。个人高额纳税的实质是个人储蓄的社会化，即个人储蓄的相当部分通过税金形式转化为社会储蓄，最终形成“高福利”的巨大资金来源。在美、德、法等国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个人缴纳份额（含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所占比重大多都在50％以上。这意味着在居民个人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是以高税负的形式暂时转移给国家的。这在客观上大大截流了居民的储蓄存款源。另一方面，由于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程度也相对较高，国民主要靠社会保障制度为其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就业、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物质保障，因而这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高福利使居民个人不必过于倚重储蓄存款来应付上述支付需要，这是导致西方居民储蓄率相对发展中国家要低得多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发达的消费信用制度，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先享受后支付的便利，而且大大刺激了人们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私人住宅、别墅和小汽车等）分期付款的消费欲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居民的储蓄存款增长。
在我国，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我国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而居民个人能向国家缴纳的份额相对更低。在这一点上，我国财政对居民个人的收支则表现为“低进低出”。正因如此，我国居民个人（尤其是８亿农民）不得不依靠个人储蓄存款的自我积累来实现自我保障，如自费教育、自费医疗、养子防老或攒钱养老等。因此，人们必须从极其有限的个人收入中拿出相当部分进行强制储蓄，以应生老病死及嫁娶养子等谨慎之需。应该说，这是我国居民存款增长、高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所在。

四、储蓄存款分流的现实障碍 
金融市场（各种投资机会都在其中争夺储蓄流量）的扩大和多样化，以及金融自由化，极大地开辟了优化储蓄分配的道路。在金融自由化经济中，储蓄者有较大的资产选择范围──储蓄投放市场扩大了，在更大范围内选择金融资产的规模、期限和风险成为可能，比较各种投资选择的信息也容易获得。

表3  美国居民金融资产持有结构（%）